音樂騙不了觀眾：George Fenton

　　2003年3月尾，George Fenton應BBC紀錄片集《藍地球》（Blue Planet）的音樂演奏會來港，跟香港管弦樂團合作表演三場。大家的注意力，無疑都集中在Fenton在現場的指揮、現場經剪接的《藍地球》有趣珍貴海洋生物動態，跟當晚的音樂，卻鮮有人知道，這位配樂家原來殊不簡單。他不單是電視片集配樂家，更是電影配樂家，曾先後獲提名五屆的奧斯卡最佳原創電影配樂，從《甘地傳》（Gandhi）、《孽戀焚情》（Dangerous Liaisons）、《自由萬歲》（Cry Freedom）、《天涯淪落兩心知》（The Fisher King）及至近年的《網上情緣》（You've Got Mail）、《我要嫁得好》（Sweet Home Alabama），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遇上非典型的季節
　　Fenton說，這是他第一次來港，踫上非典型肺炎肆虐之秋，欣賞音樂會的人都紛紛帶上口罩，對這位配樂家來說，的確感覺新鮮。

　　他帶點無奈說：「我知道有些觀眾因為怕被病毒感染，未有到來欣賞，也沒法子，而且他們都紛紛戴上口罩，變相無法看到他們的臉容反應了。」幸好還有熱烈掌聲，Fenton才安慰下來。
　　這位曾獲提名奧斯卡五屆最佳原創電影配樂的配樂家，論名氣，自然擲地有聲，但見他一臉隨和，一點架子也沒有。正如他說，他從來沒有野心，加入電影配樂家的行列，用他的說法，是「意外」。

　　說的也是，生於1949年，年青時的Fenton本是一名結他手，專為唱片演奏結他部分，又替好些如英國音樂劇院演奏樂曲。

　　1974年，他才開始為電影電視寫音樂，那是他生命的一次轉捩點。

足球員當不成當配樂家
　　「的確，我最初在倫敦一些劇院負責演奏結他部分。有次，我參與演奏莎士比亞的名劇《十二夜》，當時他們需要有人為那劇目的傳統音樂作重新編曲工作，於是問我可否勝任，我就答應了。過程中，我需要到圖書館搜尋有關資料，發現原本六首的傳統歌曲，只能找到三首。於是我惟有根據其他三首樂曲的風格，硬著頭皮編寫了另外三首。後來，我把它們演奏給劇團的人聽，他們認為不錯，就著我多寫一些戲劇音樂。從那次起，我多寫了，並在一些倫敦的劇場演奏。某次踫巧有位電視台導演看了，他提議我為他的節目寫一些音樂，從此，我的身份就有了轉變，由一個演奏者變成了一個作曲人。」慢慢，他更由電視配樂人走入電影的世界。

　　Fenton笑說，他從沒有想過自己一天為電影作曲，「我想我是一個沒有多大野心的人，小時候也很喜歡看電影，但可沒有想過會成為當中一份子，太不真實了。」

　　又說，他小時候的志願，不過是當一個普普通通的足球員。

音樂欺騙不了觀眾
　　然而，能夠當上電影配樂家，Fenton自言是幸運的，尤其在這個最資源豐厚的荷里活世界。
　
　　「這裡可以提供配樂家最好的條件，你可以找最好的樂團合作，找最好的錄音室，找最佳的演奏家，這對於一個普通的作曲家來說，著實奢侈。」

　　荷里活電影向來有不少商業考慮，正如Fenton多年來曾參與的數十部電影，也不是每部喜歡，問他怎樣為不太喜歡的電影配樂時，他說：「我想必須要在這些不喜歡的電影中找一些你喜歡的東西，無論是甚麼也好。在我來說，最困難是怎樣在一些差的地方，以音樂來作出相應的表現。你可以用音樂來改變電影的節奏，令它變得更快或更慢，又或者令平淡的地方變得戲劇性一點，但你不能用音樂欺騙觀眾有關電影的素質。但很多情況是，在荷里活，很多人相信音樂可以提昇電影的素質，他們相信一些音樂或者一些歌曲的出現可以把整部電影大大改變過來。但在我來說，音樂絕對不能拯救一部不好的電影，但反過來，好的電影卻可以拯救不好的音樂。」

一天18小時工作
　　除了為電影及電視配樂家，Fenton又不時在倫敦好些大學擔任講師，加上不時出外作表演，忙得緊要，要分配時間，可不簡單。

　　「如果我是寫音樂的時候，那我就只專注在寫音樂的事情上，創作音樂是一項需要高度集中的工作，要好一段長時間投入其中，所以當我要為一部電影主理音樂，大概要花上4至6星期；而在這段日子裡，我不會當其他事務，就只寫音樂，一天大概18小時都用在這工作上。至於在空檔的時候，我會安排教學的工作。我不是定期當教學工作的，我只是一些大學的訪問教授。」

　　問他最滿意自己的作品，他就笑笑說；「每次做音樂的快樂經驗可不是來自音樂本身，更不是來自音符，而是那個合作的環境，合作的人。人很重要，我很珍惜每次跟好的音樂人、演奏家甚至樂團的相處，我以為那才是最大的價值與得著。例如這次來香港，跟香港管弦樂團的合作是很快樂的體驗。只有人與人的相處才給我最深刻的回憶。」於是，答案就是無了。

本文原刊於《香港經濟日報》，2003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