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默是最重要的」波蘭配樂家齊畢尼夫․普理斯納

　　每位電影配樂迷都有其心目中No.1配樂家，陳勳奇、金培達都不約而同選擇Ennio Morricone、林敏怡則是Nino Rota、韋啟良有坂本龍一；我的偶像則是齊畢尼夫․普理斯納（Zbigniew Preisner）──已故波蘭電影大師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御用配樂家。去年尾，我有幸在克拉科夫（Krakow）訪問了普理斯納，聽他說起電影音樂的理念，還有跟奇氏的感情。

　　波蘭，一個天朗氣清的冬日下午，跟普理斯納相約在克拉科夫近「兩生花廣場」旁一間名叫Loza Klub的咖啡店。「兩生花廣場」其實是當地的Market Square，給它這個稱號，只因為它屬於電影《兩生花》裡兩個鳳諾妮卡相遇的廣場，那是影迷如我者喜歡玩的名字把戲。通過電影，地標被罩下了光環。

　　普理斯納一身黑衣，是一個有著農民粗獷氣息的大塊頭，額上的紋理與不苟言笑的樣子讓人感受到一份不怒而威。比原定相約的訪問時間早到了一分鐘，有力地跟我握手，然後，踏實地解開我多年來好奇的疑團。

關於奇氏的二三事
　　關於普理斯納跟奇斯洛夫斯基的合作，普氏從二人的首次合作《無休無止》（No End）說起。當時，普氏看罷這部電影，發現電影根本不需要音樂，甚至嘗試說服奇氏不用音樂。

　　「他當時同意了，但又解釋說想要一種『音樂與非音樂之間』的東西（music no music, something in between）。」這隨即令普氏想起波蘭浪漫詩人Adam Mickiewicz在其詩作《Dziady》(《Ghosts》)裡的處理。當中有一段關於一名年老異教徒在萬聖節前夕的儀式。於是，普氏找來了管弦樂隊──可不是請他們演奏，而是要求他們把他所寫的唱出來，「管弦樂隊一度抗拒，並反問我說：『為何不找合唱團做這回事？』當時我回答他們說我就是不想用合唱團，反過來我希望他們唱出一種在教堂裡人群被要求唱頌新樂譜時的感覺。那正正就像《Dziady》裡形容的儀式，當中的音樂彷彿會帶出幽靈現身。當我完成錄音以後，我給奇斯洛夫斯基聽了，繼而問他可有興趣與我繼續合作。只見他當時望著我說：『直至我生命的完結。』」

　　

　　一句簡單的回答，包含了篤定的信任。普理斯納說，當時奇氏還半開玩笑，說這首為《無休無止》寫的一段「喪葬進行曲」，正好為他們二人誰先離開作好準備；怎料，一語成讖，才十二年後，竟成了奇氏的葬曲。

　　「這是一段真摯的男性情誼，我們都有相似的幽默感，也有相近的政治態度；更重要是，我們有類近的生活品味。他從來不會對生命或任何人事假裝（He didn’t fake life or faking something）。我們從來不去那些派對，也甚少接受訪問，更不愛向公眾展示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一旦成了公眾人物，都希望保持自己的私生活，我們只愛跟身邊最親密的友好見面，說的不超過四、五個人吧！」

靜默是最佳的音樂
　　聽過普理斯納音樂的樂迷，大抵不難發現其音樂裡隱含著獨特的詩意與哲理性，有著濃厚的宗教味道。對音樂，這位非科班出身的音樂家，有他信奉的一套藝術觀。

　　「要我形容自己的音樂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一直嘗試以音樂來描繪自己內在的世界；反過來，我不喜歡以音樂描繪我所見的外在世界。我認為任何藝術家的義務就是用他們的才華來描繪他們世界裡的夢想與憂慮，這大抵也是你所提及有關音樂裡的哲理元素。」

　　對於在大學時代修讀哲學與歷史，普氏甚少強調其影響性：「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博學（well-read）是很重要的。無論在歷史或文化上，知識總會豐潤藝術家的內在生命。重要的從來不是你有否修讀過那間學校，或你修讀了甚麼。還有一件事，藝術家必須清楚知道他們的工藝（craft），我從來不會問莫札特或貝多芬他們曾經修讀過甚麼，他們都是偉大的音樂家，這才是他們被人記起的地方。」

　　至於對電影音樂創作，普氏向來愛從旋律入手：「每部電影都有它內在的旋律空間（melodic space）與音色（color），還有它自己的節奏氛圍。音樂家必須辨識得到，並以它來呈現所看到與所感受的。我想，音樂在電影裡是一種惟一整全的形而上（Music in film is the only complete metaphysics）；此外，旋律絕對是決定性的，當你聽了一段好的電影音樂後，離開戲院時仍會記得當中的旋律。正如當我聽到某段好的電影音樂，我也會即時聯想到該部電影。但當你要找到一段適當的音樂配置在電影裡時，首要考慮音樂與靜默（silence）之間的恰當處理。我想音樂裡最重要地方是靜默的部份。就是音樂在出場前與出場後的空間。靜默，我會視之為最重要的。」

（原文刊於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