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內在生命方能引起我的興趣」電影思想家古茲托夫．奇斯洛夫斯基

　 　2005年5月29日，在香港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重看奇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三部曲之藍》，進場前難免有種不能言喻神聖感 覺，在大銀幕欣賞這位我最鍾情的大師作品，緊張，無言名狀，大抵發自一種打從心底的敬愛，在九十多分鐘的影像與音樂流光裡，是全然的打動，益發令我想起了 數年前曾撰寫過一篇有關他的文章，這天公諸同好。

　　拍電影，並不意謂著觀眾、影展、影評、訪問……它意謂著每天早晨 六點鐘起床；它意謂著嚴寒、雨水、泥巴、扛負沉重的燈光設備。這是一個令人精神衰弱的行業，而且到了某個階段，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必須退居陪襯的地位，包括 你的家庭、情感與私生活。──古茲托夫．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奇斯洛夫基於巴黎心臟病發病逝，享年五十五歲。對擁有如此才華的電影藝術家來說，五十五歲，實在年輕，他的影迷與追隨者總相信，如果奇氏尚在人間，有福的，是他們。

　 　完成了《藍、白、紅》三部曲以後，奇斯洛夫斯基曾對外宣告退休，外間在慨嘆可惜之際，奇氏又突然心生一念，要跟兩位老拍擋（編劇家皮西雅維茲及音樂家普 理斯納）創作一場大型歌劇《天堂、地獄、煉獄》，說一個有關生命的故事，並計劃在雅典公演，這，一度令追隨他的影迷再萌希望。

　　生命無常，奇氏在籌備過程中離世。

　　當時，有影迷說，就連二十世紀最後的一位偉大導演也離去了，是的，不過五十五歲，無不哀傷。

　　遺下是生前的多部作品，叫影迷從中感悟、緬懷、追悼。

非如此不可
　　多年前，法國《解放報》曾問奇斯洛夫斯基何以選擇拍電影，當時他只輕輕回答說，因為別的事他不會做。說得輕巧，彷彿無可無不可，也談不上雄心壯志。然而，他其實曾為考入電影學院受過挫折，路在開始之時，並不暢順。

　 　奇斯洛夫斯基曾在他的傳記（《Kieslowski On Kieslowski》）說過，當他兩回參加電影學校的入學試落敗後，最令他不安的，是自己的母親。考罷第二次的入學試，奇氏已知道自己必定名落孫山，當 時迎著他的母親曾鄭重的對他說：「聽著，或許你不適合這一行。」
在奇氏的回憶裡，那一刻外面下著傾盆大雨，自己的母親也是渾身透濕，臉上分不清是 淚是雨，他清楚知道，母親為他的再次落敗感到遺憾。當時，奇斯洛夫斯基感到傷心之餘，決定非進電影學校不可，「我要證明給他們看，我適合做那一行──只因 為她是如此憂傷。那是我痛下決心的一刻。」

生命的無常
　　「非如此不可」，往往是成就事情的 一股最大原動力。對於一個並非生於富裕家庭甚至活在貧困狀態的孩子來說，奇氏能夠有後來的成就，似乎更難能可貴。原來匱乏才是一個孩子敏感度的建立。自 小，他目睹的是甚麼也不能做只能屈縮於床舖中的父親；一個被病狠狠折磨了二十年的父親；一個活著卻又大概不想再繼續活下去的父親；一個早注定在工作、感 情、家庭各方面就沒有成就的父親。

　　最終，奇斯洛夫斯基的父親死於肺結核，當時他不過四十七歲。一家人（奇氏還有一個妹妹），從來就只有依賴做母親的，拮据生活。小時候，他們整天為著更便宜的租金搬家。一連串的不幸，大概更造就了奇氏自小對生命無常、生老死病的思索。

　　「我想有時候受苦反而好些，每個人都應該經過那個階段，才不枉為人，才會了解人生。如果你生活舒適，就根本沒理由去關心別人。」

無力感
　　對雙親，奇斯洛夫斯基有過很深刻的體會，血濃於水下隱藏了一個龐大而無形的距離，比起簡單化的「父母愛我，我愛父母」公式，有著更深度的剖白，是感性的自身經驗，但也離不開理性的思量。

　 　「我們和父母的關係永遠都不可能公平。當我們的父母在他們最輝煌的時代、最好、最有精力、最生龍活虎、最充滿愛意的時候，我們並不認識他們，因為我們還 沒出世，否則就是年齡還太小，不懂得欣賞。等到我們慢慢長大，開始了解這些事以後，他們已經老了……我的父母都很好，真的很好，只是我們從來沒能及時欣賞 他們的好處。」

　　一語道出了人生的宿命與無力感。因為其中種種，可想而知。

　　作為一個向來喜歡在電影中探討生命、存在、倫理等等哲學命題的導演，奇氏承認，把話題轉嫁到自己身上來看，也是說不出所以然。是甚麼令他有往後日子的走向，有某種選取，有某樣價值觀，有某些看法，都難說清。

　　說不清，似乎是更客觀的情狀。

自省精神
　 　「生命裡很多事都由當你還是孩子時在早餐桌上打你手背的那個人決定的，指的就是你父親、你祖母、你曾祖父、你的家庭背景，那是很重要的。那個在你四歲時 因為你調皮而打你手背的人，往後幾年會在你床前或是聖誕節送禮物的時候，給你你的第一本書。那些書將塑造你的人格──至少，我的人格就是那麼開始成形 的。」

　　人們都有與趣，是怎樣的書怎樣的閱讀會衍生出像奇氏這樣的一個心思細密的導演。對他來說，他的確讀的很多。好的文學、壞的文學， 他都有興趣翻翻讀讀，他的世界，都先由書本而來。「我真的不敢確定我從杜斯托妥也夫斯基那兒學得多，還是從美國某個九流作家那兒學得多。我也不想仔細地去 分類。」

　　和看書一樣，奇氏看過很多的電影，他不和某些導演愛分析，以理性解讀，他形容自己看電影的方式就是跟觀眾一樣，試著讓自己被感 動，試著相信別人講的故事，是觀賞它而不是分析它。對電影，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生活與藝術，在奇氏的字典裡，大抵沒有怎樣的區別，作為一個以生命來感應 藝術的人來說，奇氏強調是一種自省的精神。

　　「我不斷提醒那些跟我學劇本寫作及導演的年輕人，必須審視自己的生命。不是為了書寫或寫劇本，而是為了自己。」他要說的，就是要從自身檢視生命，關於自己從那裡來，要往那裡去，一種哲思式的思維。

　 　「你不自省的歲月，其實都是被浪費掉的歲月。或許你可以憑直覺去了解某些事情，但這麼一來，你所造成的結果也全是偶然的。只有當你努力自省，方能在事件 中理出脈絡，明白前因後果……哲學家明白這一點，社會工作者也明白這一點，但是藝術家更應該明白這一點──尤其是那些講故事的藝術家。」

作品中的哲思
　 　在個人的事業生涯與私生活中，堅強如奇斯洛夫斯基，都不免在過程中作出妥協。這位最初以拍攝紀錄片為主的導演，一開始以自己熟悉的小城、人民著手，然 而，在拍攝自己具興趣的電影途中，奇氏也拍過一些並不願意接拍且無聊的片子，這是他所謂的妥協，他說，他在那時得過日子，也就拍了。

　　對 奇斯洛夫斯基來說，拍電影，是因為有話要說，想講一個故事，或想呈現一個人的命運，也是迫切地想描述這個世界，為拍片子而拍片子，絕不是他的方式。在早年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他體會到紀錄片於本質上的局限性，也就不再拍了，「拍紀錄片就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那是 非常自然的反應，誰也沒辦法。」這大概也是他後來改拍劇情片的原因。

　　一九七六年，他完成第一部劇情長片《生命的烙印》（The Scar），一九八八年，也就完成了震撼全球影壇的《十誡》（The Decalogue），之後，還有《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ca, 1991）、《藍、白、紅》三部曲（Three Colours Trilogy: Blue, White, Red, 1993-4），都是令人讚頌的傑作，也教外間更多機會認識奇氏的其人，追隨他的影迷不繼其數。

　　熟稔奇氏電影的影迷，都知道他的作品往 往是概念先行，早期的電影會較著重形式上變化，慢慢更趨於一種生存狀態的探求，生命無常與宿命的題旨經常在電影中出現，還有人類難以觸摸的內在情感、關於 愛情的質感、自由的詮釋、平等的界定、存在的虛妄等哲思命題，奇氏的電影中往往藉著簡單的故事述說，他的電影，呈現了普遍人類的生存狀態，發生在波蘭或法 國的故事，原來也在你我身邊隨時擦身相遇，熟悉不過。光影在電影中流瀉之間，往往觸動觀者的內心深處，釋放當中壓抑已久的情緒。

　　以他多 部為人讚譽的作品為例，《十誡》以十個動人的現代人故事，重新詮釋舊約聖經裡黑白分明戒條內的種種不仁，對當中的絕對仲裁標準提出了種種質疑，一方面亦展 示了人心的脆弱與孤寂。《兩生花》是一部講述感性、預感及人際關係的電影，當中揭開了生命中一種不可知的宿命情懷，給予觀眾莫大的聯想。還有以「自由、平 等、博愛」為題拍成的《藍、白、紅》三部曲，重新將三大命題放在個人化、更人性化的層面去看，表面看似漂亮、完美的大論述，原來同樣千瘡百孔，奇氏為三大 題旨進行了一次更深沉的思索。可以說，奇氏的電影為觀者啟動了一個哲思的摩打，某程度亦為觀者尋求救贖，難怪有人視奇氏的電影如同宗教，一生追隨。

我不喜歡「成功」
　 　生前，奇斯洛夫斯基曾經說過，他不喜歡「成功」這個字眼，也總強烈地否認自己已經成功，因為對他來說，成功意謂著達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然而真正想要的東 西又往往是遙不可及，因而，他從不以這個字眼看事物：「我有野心，而且毫無疑問地是因為自己的野心，才有今天的作為，但這和成功毫無關係，還差很遠！」

　 　要理解這位電影思想家的內心世界，他的電影自然是最佳的切入點，再不，就是他的傳記，或他遺留下來的一些訪問或片言隻語。大抵不是人人都喜歡他，或懂得 他，尤其有人會怪他言談冷峻、酸澀。有一回，他談到自己跟美國人的分別說，「當美國人問我：『你好嗎？』我若說：『馬馬虎虎。』他們大概會覺得我們家死人 了……覺得悲觀發生了。你不可以說：『馬馬虎虎』，一定要說『很好』或『非常好』。我能說的最樂觀的話就是：『我還活著』」
這，就是奇斯洛夫斯基。

（引文均見《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一書）

FILMOGRAPHY:
1968《The Photography》《照片》（紀錄片）
1969《From the City of Lodz》《從洛茲城來》（紀錄片）
1970《I was a Soldier》《我曾是軍人》（紀錄片）、《The Factory》《工廠》（紀錄片）
1971《Before the Rally》《罷工前》（紀錄片）、《Gaspodarze》《教師們》（紀錄片）
1972《The Refrain》《軍號聲》（紀錄片）、《Standard of Safety and Hygiene in the Copper Mine》《銅礦安全衛生的標準》（紀錄片）、《Workers》《工人》（紀錄片）
1973《The Bricklayer》《砌磚工》（紀錄片）、《The Child》《孩童》（紀錄片）、《First Love》《初戀》（紀錄片）、《X-Ray》《X光》（紀錄片）、《Pedestrian Subway》《地下道》（電視片）
1975《Curriculum Vitae》《履歷表》（紀錄片）、《The Personnel》《員工》（電視片）
1976《Slate》《石板》（紀錄片）、《Hospital》《醫院》（紀錄片）、《The Scar》《生命的烙印》《Peace》（心靈的平靜）（電視片）
1977《Form Night Porters Point of view》《守夜人的觀點》（紀錄片）
1978《Seven Women of Different》《七個不同年齡的女人》（紀錄片）
1979《Camera Buff》《影迷》
1980《Gadajace Glony》《維妙表情》（紀錄片）
1981《The Station》《車站》（紀錄片）、《Short Day’s Work》《短暫工作天》（電視片）、《Blind Chance》《盲打誤撞》
1984《No End》《無止無休》
1987《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殺誡》
1988《A Short Film about Love》《情誡》、《Decalouge》《十誡》（電視片）
1991《Double life of Veronique》《兩生花》
1993《Trios Couleurs:Bleu》《藍白紅三部曲之藍》、《Trios Couleurs:Blanc》《藍白紅三部曲之白》
1994《Trios Couleurs:Rouge》《藍白紅三部曲之紅》

原載於《Marie Claire》（香港），2002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