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文學

　　念大學時，畢業論文是有關「香港六四小說研究」，當時有感「六四事件」在文學（包括嚴肅與流行文學）表現上有一定的反映，只是相關研究與討論的卻少之又少。故希望能以較為宏觀角度，作系統性的爬梳與分析。其實香港文學史從來沒有「六四小說」這樣的稱號，她不同中台文學一度盛行的「鄉土文學」或「尋根小說」，從來未曾真正的「熱」起來，更未有造成任何文化思潮和文學衝擊，這也解釋為何少有人在這方面作鑽研探討，多年來只有零碎的文字記錄。然而，在今天看來，這些借「六四事件」為題材或作背景的小說，卻正好為當時發生過的事情，作了文學上的書寫紀錄。而且，當中其實不少作品也是文學性甚強，值得重讀。

　　這批以「六四」為題材或背景的小說，並非全部衍生於「六四」時期（以「六四事件」發生後的一年內計），儘管不少作品的發表與「六四事件」發生時間相當接近，如草雪的〈戀死延生〉早在89年6月已在報章發表，舒琪的《天安門演義》更在「六四事件」發生期間同步在報章刊出。另一方面，部分作家明顯經過一段時間方把他們眼中的「六四事件」沈澱，他們的小說少了激盪的情緒，追求一種冷靜的反思，給讀者以另一新角度體驗事件，或從中探索更根本的人性課題。鍾偉民的《在陰溝裡滋生的愛情與其他》與黃碧雲的〈江城子〉明顯是這類作品。類別上，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1）以「六四事件」發生期間的北京為小說的敘事空間，實況味道較強：如李碧華的〈失物在天安門〉、〈來不及戀愛〉、〈說謊〉、〈媽媽檢舉我〉，還有舒琪的《天安門演義》。

　　（2）小說橫跨時間幅度較大，「六四事件」在當中只是一個重要的時間座標，以發展當中人物的故事，呈現箇中變化：鍾玲玲的《愛蓮說》與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均為這類作品，兩篇小說均以香港頗長的歷史作背景，並非直寫或單寫「六四」，但故事中的人物在「六四事件」發生期間有著很大的震盪，其中《愛蓮說》中的〈人民不會忘記〉一章與《紅格子酒舖》中的〈來自遠方的躁動〉一章，對「六四事件」都有細膩的描繪。

　　（3）「六四事件」發生期間，以香港為背景，寫香港人在當下的生活、遭遇與感情，對應「六四事件」下的衝擊：如毛孟靜的〈危城記〉、杜良的〈關於民運的最新動向〉、古蒼梧的〈備忘錄〉與草雪的〈戀死延生〉。

　　（4）「六四事件」發生以後，寫港人在躁動過後怎樣面對跟著的生活：如黃碧雲的〈江城子〉與林燕妮的《為我而生》。

　　以上分類主要根據小說中的敘事時間與空間來說，方便粗略瞭解，但這並非唯一分類，事實上這種分類亦未能把所有「六四小說」完全收入，好像亦舒的《傷城記》是一個有關三代人的倫理故事，以「六四事件」發生後的敘事時間開展，小說中特別借助家庭中兩代人的代溝問題，表達彼此間隱藏著一種不明朗的關係與張力，又例如葦鳴的《男娼前篇》寫一名被視為民運詩人的流亡分子，故事有關他在流亡海外（瑞典）前，在香港這個中途站的一段墮落生活。小說對流亡分子可謂是一種顛覆性的敘述，有別於香港其他「六四小說」對流亡分子的正面形象。此外，也有陳慧的〈沉睡十年〉，她藉「六四」十周年寫一個關於忘卻的故事，與其他的「六四小說」的題材亦明顯不同。

　　可以說，這裡所指的「六四小說」，與我們一向理解的政治小說或歷史小說並無關係。事實上儘管「六四事件」的源頭來自政治糾紛，但就本文的「六四小說」篇章看來，論及硬性的政治內容不多，作者筆下小說大都更重視寫個人在歷史洪流下的自處問題，少數作家更能跳出事件層面，談及更為深層的生命與人性的課題。

　　　　　　　　　　本文原刊於《星期日明報》，6月3日。